以重组为手段以突破为目标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勇前行
读《黄奇帆：重组与突破》，归纳成16个问题。前半部分为产业类。
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应该低税费成本、低物流成本、低要素成本（水电气人力等）、低土地房产成本、低融资成本。
过去靠土地、税收、资源等优惠政策，说到底，这是原始的“自残式”招商，造成各地区恶性竞争，互相挖“墙角”。怎么用现代招商理念和方式来招商呢？
按上中下游产业链，利用已有的上游企业招引中游、下游企业，利用中游、下游企业招引上游企业，或利用中游企业招引上游、下游企业，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优化配置。企业有利可图，愿意集聚在一起，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
比如，过去重庆一台电脑都生产不出来，为什么现在能做到全国之最？这就是按照“垂直整合一体化”方式，将笔记本电脑品牌商、代工企业、零部件配套厂一体推进的结果。一个能上中下游互相配套的、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产业链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能力，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行成本，而这正是吸引世界级巨头来重庆发展的“撒手锏”。
应该研究招商对象的短板，这是招商引资的第一要义，要了解它们的短板是什么，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发展中的困难在哪里。比如，物流途径和成本、融资途径和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供应、金融结算、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问题等。
重要的政府许可性资源，包括上市公司、金融牌照、现代服务业牌照等，会吸引没有这种资源的内外资企业前来投资，通过捆绑项目或其他资产方式“投桃报李”，互相优化资源配置。
对在本地发展不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国内外企业将其直接收购或兼并，一方面能够盘活企业，另一方面还引进了新的资本。
对在外地或国外发展困难的企业，在对该企业的行业特征、核心技术、市场前景、财务状况都有实质性了解的情况下，看清楚了方向，也可以直接买断对方的控股权，将其整体搬到本地来生产。
资源要素招商是指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要素优势，有针对性地引进项目。
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般会产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这种放大效应，使财政资金可以更多投入各种技术改造、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还能推动企业重组和并购。同时，股权投资基金本身是一种市场化选择机制，具有优胜劣汰的功能，由基金管理人选择项目投资，总体上会选到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优质项目，从而助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种优秀的招商方式。
在招商引资中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怎么把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成为招商引资的有效资源。闲置资源之所以闲置，在于它的生态链上一定缺了什么，使之无法形成有意义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要研究这些资源闲置的原因，搞清楚这些资源为什么会形成产业链中的短板，缺政策的要补政策，缺配套的要补配套。
现在，各地区都有不少厂房、仓库、写字楼等闲置资源，这些现成的资源恰恰可以承接对时间要求较高的招商项目，落地后就可以快速达产。比如，原来闲置或废弃的厂房、仓库可以改成创新、研发企业的孵化楼，或者小微企业的发展基地。
按照集群发展理论，集群式发展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生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
对于地处内陆的重庆而言，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产业集群化发展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具体方式上，重庆推动了三种集群的发展。
一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的集群。比如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我们就把上游零部件产业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实现本地化生产。
二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地方有希尔顿也有喜来登，有可口可乐也有百事可乐，这样就使得这个产业“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某个企业的订单减少，那么其他企业的订单就会增加，对重庆而言，总订单量就会保持平稳，整个电子产业集群就能健康发展。
三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对称孪生集群。产品销售过程中，会产生结算和物流等环节。重庆的汽车、电子产业在全球、全国销售，就会使得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服务型企业也在重庆集聚扎堆，围绕着制造业集群来布局产业链。
4.产业链既要水平分工，又要垂直整合
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实现了80%以上的零部件本地制造，推动集研发设计、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物流销售、贸易结算“五位一体”的内陆加工贸易基地的加快构建，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这种组织模式产生了三大集群效应。一是降低了物流成本。二是归集了零部件、配件的生产利润。三是抢占了产业链的结算环节。我们把惠普、广达等结算中心留在重庆，形成了每年近千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带来了一定量的银行结算收益和政府税收。以上三条，是重庆电子产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
一个地方如果能把“微笑曲线”的大部分流程，即从零部件制造、研发到整机总装，再到销售结算，尽可能多地在本地拉开战线，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尽可能多地占据整个价值链。客观地分析，在发展加工贸易时，如果采取整机加零部件集群配套、垂直整合的方式，就大有可为。
第一个“新”是新制造。我个人理解，新制造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新的医药、新的制造装备和新的信息技术这五个领域。在这五个“新”的领域，要称得上是“新质”生产力，不能是普通的科技进步、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有颠覆性科技创新。
新质生产力需要有新服务。这个服务重点在于镶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对全球价值链具有重大控制性影响的生产性服务业。
关于服务业，世界经济版图里有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在各种高端装备里，服务业的价值往往占这个装备或者这个终端50%～60%的附加值。
第二个特征，整个世界的货物贸易的比重在收缩，服务贸易的比重在扩张。
第三个特征，发达国家在它们的经济版图中，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总共十大类。
这十个板块与制造业是强相关的，制造业的各种附加值、服务性附加值都是由它来代表的，如果生产性服务业不到位，制造出来的产品就不会高端化。
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存在结构、比例与世界尚不同步的问题。培育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国服务业中的50%是生产性服务业，整个GDP板块中，生产性服务业要力争达到30%。这样可以使我们高端制造中的服务价值达到终端制造产品总体附加值的50%，这是新质生产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培育新业态的核心是推动产业变革，是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我认为，有两大关键推力。
第一个关键推力是全球化。新业态的形成要与全球潮流连接在一起，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目前，我国的内外循环体制仍处于“两张皮”状态，尚未完全打通。如果打通了，跨境电商也能做国内贸易，国内电商也能做国际跨境贸易，就像亚马逊从来不分跨境与否，对其而言，从纽约卖货到华盛顿和从纽约卖货到伦敦是一回事，都是全球之间的货物移动。这是一个新的业态，是世界潮流。而我们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需要内外贸一体化。
第二个关键推力是数字化，形成产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不仅是国内企业的产业互联网，还包括跨国、国内国际的产业一体化。
这种产业互联网有两种，一种是以《中国制造2025》或德国制造4.0中的产业互联网为代表的企业，实现从市场销售的信息到设计、开发、制造、物流的一体化数字化系统。
但是市场正在兴起的是另一种产业互联网，依托互联网的平台和各种终端，将触角伸向全世界的消费者，根据消费者偏好实现了小批量定制、大规模生产、全产业链贯通、全球化配送。
在这样的平台上集聚了几百家提供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的企业，上千家制造业企业以及几百家原材料供应商，这些企业之间用数字系统进行了全面贯通。依托这个产业互联网平台，这些企业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真正实现了以销定产、以新打旧、以快打慢。
现在，中国有一大批第二种产业互联网，这样的平台无论放在哪个城市，都可以带来几千亿元、上万亿元的销售值，以及几千亿元、上万亿元的金融结算，还会带来物流和其他各种服务，这个城市从而变成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因此，未来谁能掌控产业互联网全球的平台，谁就是“三中心”莫属。
总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我国在制造业板块、服务业板块和新业态板块都有巨大的潜力。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希望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制造业克服短板，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
在国内，哪个地区有国家级的交易所，它就会成为这种要素的国家级配置中心。每一个要素市场往往具备四种功能。
第一，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让商品资源流向真正需要和更能体现价值的地方。
第二，交易过程必须公开、公平、公正，是一个透明的交易平台，可以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第三，一定有价格发现功能，这个价格在区域范围内，乃至全国甚至更大范围内会产生影响。
第四，一定是交易结算中心。交易所如果覆盖一座城市，城市结算中心就在这里；如果覆盖一个区域，区域结算中心就在这里；如果覆盖全国，全国的结算中心就在这里。
无论是国家级的要素市场，还是区域性的要素市场。成功的前提是能够在业态上做到三个集聚。
一是交易量的集聚能力，某一个商品要素资源，如果每年有5 000亿～1万亿元的潜在现货交易规模，就可以组建一个商品要素市场。
二是交易所会员单位对城市、区域或国家相应企业和品牌的归集和集聚，成功的要素市场当然能吸引业内的核心企业、支柱企业、主要品牌商以及上下游配套企业进驻交易所，成为其会员单位。
三是物流通信的枢纽集聚能力。作为一种成功的要素市场，理应有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等各类运输方式无缝接驳、高效运转的枢纽配套能力，同时，还应具备现代化的仓储配套体系，以及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以支撑这个要素市场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的有效运行。
主要描述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用工成本的提高，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分水岭。在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在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随着劳动力短缺，企业的用工成本可能会上升，对产业发展带来挑战。
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我国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后，部分地区就出现了“用工荒”。这看上去是人口红利衰减了，其实根源在于农民工问题。
城市职工工作到60岁才退休，而农民工年龄超过45岁，企业就不愿再雇用他了，这样农民工就损失了1/3的有效劳动年龄；再加上每年春节返乡过年，一来一去就用掉两三个月，又损失了1/6的劳动年龄，这样总计损失的劳动年龄就占到了1/2，导致我国的“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
8.地方投融资平台“八大投”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解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难题，关键在于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产权主体变了，投融资运作逻辑随之而变。同样的资源，打捆注入一家投资公司，就能转化为企业资本金，形成资本信用，从而撬动更多资金注入。而且，由一个业主推进某类基础设施项目，比几十个不懂行的区县分散搞，在规划、设计、建设等方面会更专业，管理、质量、安全也会得到改善。
有了这次探索，后来逐步成立“八大投”时，我就把重庆的二三百亿元国债全部注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个注入”模式，包括国债资金、各类规费、储备土地、存量资产、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两类重组思路：首先，它是利益配置的重组。其次，它还是时空概念的资源重组。面对处于胶着状态的问题，化解看似无解的矛盾，要善于多维度思考，跨越时空来谋划，以降低改革方案推进时的摩擦系数。
“八大投”强劲的投融资能力源自何处？答案可以总结为：资本金的注入夯实了融资信用基础。
对投融资平台而言，要做到“三个平衡”。
一是净资产和负债要平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要控制在50%～60%。
三是投入与产出或投入与资金来源要平衡。
退出以后，“八大投”接着干什么？从“八大投”的主营业务分类来看，大体有三条出路。
一是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与城市需求已基本平衡，可以将主营业务从过去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生产运行管理功能为主。
二是负责修桥铺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平台公司，在市内建设任务基本结束后，可利用成熟的建设队伍和工程管理经验，转战其他兄弟省市或国外市场。
三是兼具建设和运营两类业务的，比如开投集团负责轨道交通，就可以对其业务进行分类管理。轨道交通运营则应该市场化运营，要自我平衡，如此一来，等大规模建设周期完成后，开投集团整体就转化为一个运营公司。
9.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投资公司的区别是什么？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提高资本运行效率和收益率为主要目标，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主要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强化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理论上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三大特征：一是有投资不控股，二是有股权不并表，三是有资本无债务。
对被投资企业，只负责委派董事，不参与被投资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不管企业的“吃喝拉撒睡”，这类似于我国的中投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等。
一是有投资不控股，注重提高资本的流动性，作为战略投资者，科学把控在出资企业中的股权比重，投资参股企业的股权比例控制在5%～15%，一般不超过20%。作为战略投资、财务投资类企业，不以控股为目标，原则上实施参股类股权投资。不做大股东，不直接参与被投资企业具体经营活动，为资本流动和保值增值创造条件，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
二是有股权不并表，既然不是大股东，只是财务性持股的小股东，对被投企业只是实施财务监控，其资产运营不并表是自然而然的事。
三是有资产不负债，与任何公募、私募基金等股权类投资基金不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举债、搞明股实债的基金一样，资本运营公司运行中也不能举债，只能以实有股本金进行投资，形成总资产等于总资本的基本状态。
按照资本运营公司的这三个基本属性，其组织架构调整为“公司+工具”的圈层结构：内核是资本运营公司，掌控投资方向和规则制定等；外圈则是公开市场股票、固定收益、长期资产等投资工具，选择各类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的市场主体进行股权投资。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投资公司，都应考虑到投融资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只有将资本投资运营决策权赋予集团层面，取消下级公司投资设立子、孙公司的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管资本为主”的目标。当前国企的通病是，每个层级都有权设置新的下属公司，层层叠叠产生了大量子、孙公司，并且每个层级都有投资决策权，这样必然会导致失控。应当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将多出来的层级逐步收缩处理掉。
流动性是资本的本质属性，也是资本运营的要害所在。要处理好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总资本与总负债等结构关系，确保投资运营稳健运行。
第一阶段是“0～1”，技术创新无中生有。这是专家、教授和各类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工程中心、企业研发中心做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
第二阶段是“1～100”，创新成果变成一定的生产力。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干的活，目的是形成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
第三阶段是“100～100万”，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比如一个手机样机，怎么通过量产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手机，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首先需要有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
（2）打造集合六大功能的创新平台
美国硅谷等成功的孵化器之所以孵化能力强，关键就在于集合了六大功能。
一是项目甄别。聚焦专业领域，把好准入环节，不能散而杂。
二是培训指导。经过培训，创新创业者的成功率一般可从10%提高到30%。
三是共享服务。公共实验室、专用设备或专业设施，由孵化器提供。
四是股权投资。有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引导基金等多层次投入体系，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五是收购转化。通过上市、集团收购、合资合作、成果转让等措施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六是资源集聚。孵化器应成为行业信息传递、知识交流、人才聚集的窗口。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1～100），关键是抓好收益分配“三个1/3”
美国硅谷地区吸附了数千个专事成果转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了上万亿美元的独角兽产值。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创新成果转化效应，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拜杜法案》。《拜杜法案》规定，凡是科技投入产生的成果，其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1/3归投资者（学校、研究所或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企业或转化者。
这与我国有哪些不同？2016年以来，成果发明人可以享有70%的股权。政策的着力点主要针对研发人员。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
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成果发明人与专利转化者、生产工艺设计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了发明人50%甚至70%的股权，但是好像没看到多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出来，因为他们的专利成果没有变成现实生产力。我们应该参考《拜杜法案》，把科研成果的投资者、研发人员、转化人员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经济发展中意义重大。
小微企业属于金融企业长尾客户，存在业务规模小、抵押品不足、信用质量差、信息不对称、生命周期短、融资成本高等问题，银行通过传统手段进行风控的成本很高，导致小微企业金融供需的不匹配。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始终保持充足的资本金。此外，担保（公司）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第一，建立民营企业资本金市场化常态化补充机制。主要有以下五个渠道。
二是各类资本运营公司及基金注入。
五是企业利润留存及经营预算转为资本金。
第二，顺应资本市场发展趋势，使资本市场成为民营企业资本金市场化补充机制的源头活水。上述五个渠道得以贯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三，增强民营企业金融工具运用能力。
农村融资难的症结在于缺乏抵押物。金融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抵押、质押基础上的资金融通，大笔贷款不可能只靠信用。激活农村金融，必须明晰量化产权，解决好抵押物问题。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把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三块地”确权到户，分离量化所有权和使用权，开展了“三权”抵押融资试点。
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针对可能出现的坏账，不管政府、融资机构、农民中的哪一方单独承担，都将是很难的。为此，我们确立了风险和坏账的分摊原则，坏账贷款损失大体由政府、银行、农民各承担1/3。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实际上是要把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包括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这三者之间的比例调整得科学合理，总体控制在银行信贷占50%、直接融资占35%、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占15%，是比较合理的。长远目标是，力争实现非金融企业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各占50%的比例。
过去，融资体系90%以上靠银行，渠道过于单一，难以满足企业需求。直接融资规模扩大会减少对小贷、租赁、信托等较高利息融资渠道的需求，也会推动银行将腾出的资金转投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更重要的是，企业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资金需求的减少，会倒逼金融机构的融资利息下降，从而从整体上拉低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金融“脱实向虚”怎么解决？关键在于改善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稳信贷、拓直融、降表外、创造条件增加股权融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
直接融资渠道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融资成本更低，渠道其实很宽广。一是IPO。二是发行债券。三是到人民银行管理的银行间市场发行中票，实行的是注册制，由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管理，手续简便。四是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这也是一种直接金融行为。
除了上述四种直接融资渠道类型，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比如OTC市场融资，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也是利用直接融资市场的一种股权融资。
直接融资涉及许多工具、很多方式，把这一块努力拓宽、做好，一是可以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二是可以改善全社会融资结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金融体系也会因此变得更有活力。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直接融资系统会带来整体的融资成本下降。所有的债券、中票，它的利息一般低于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也会带来融资结构的改善。当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 000亿元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 000亿元，银行腾出的贷款额度转向谁？政府会引导银行更多地借钱给“三农”、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有了这笔钱以后，自然就会少用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整个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
我国必须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
土地储备要把握“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即土地储备手续办完后，成为有价资产，通过银行抵押融资，搞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实现生地变熟地的循环过程。第二个循环，是“七通一平”后，及时完善规划并分批招拍挂出让，回笼资金用于清偿贷款，抵扣一级开发的成本后，增值部分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滚动开发或其他片区建设。
“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核心就是做到“大对应、小对口”。大对应，就是做到土地收入与城建资金需求长期总体平衡；小对口，就是当期单个地块开发与一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时间对应、资金平衡，“一个萝卜一个坑”，确保微观平衡、风险可控，以免形成糊涂账。
比如，有30万亩储备地，远期价值5 000亿元。你不能把5 000亿元当作一个大“闷包”，去对应5年、10年的几百个基建项目。正确的操作方法是，首先针对每年要开发的土地，假如是3万亩，结合其规划用地性质计算征地动迁成本、“七通一平”成本和出让净收益。假如算下来净收益是100亿元，就用这笔收益带一批由政府投资的项目，这些项目都要与具体的地块出让捆绑起来，一一对应。
地价是决定房价的根本性因素。控制房价的关键是控制地价。一套房子的总价值中，1/3是地价，2/3是造价（包括建设施工、贷款利息、宣传广告等各种成本和开发商合理利润）。因此，把楼面地价控制在当期房价的1/3左右是比较适宜的。
就是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主要有两大来源，一类是农民进城后闲置的宅基地，另一类是农村闲置的乡镇企业用地或公共设施用地。
我国70%以上的税是间接税。间接税的缺点是，面向企业征收，但最后还是会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由于收入越低的群体，必需品消费占其总消费的比重越大，实际上他们消费可选择的余地就越小，即专业经济学所讲的收入越低的群体消费的弹性系数越低，间接税自然就会更多地被转嫁到他们头上。
所以，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很难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也很难发挥宏观调控杠杆的作用。税制改革的潮流是向直接税方向发展。这方面，国内从主管部门到理论界均已达成共识。房产税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直接税、财产税，其最大的特点是，今年的“新增”就是明年的基数，对于一个大城市而言，经过10年、20年的逐步积累，这个税收可以增长到几十亿元、几百亿元，变成重要的稳定税源，最终替代跟土地批租相关的预算外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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